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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见她有纯正的信仰与跟主到底的心志，故勇敢地在敌人面前与主亲近。主会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亚瑟并没有理会阿加雷斯的恐吓，自从利物浦案发生后，他只是认清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既然已经处于这个局中了，如果没有能力掀开棋盘，那最起码也要想办法和棋盘融为一体。

        只有让那群人发现，棋盘缺了一角就没法对弈，那他才用不着隔三差五的被动性抢占伦敦大小报纸的新闻标题。

        虽然这些事做起来很不体面也很危险，但是最起码能给自己寻觅到一个明明白白的死因。

        而与亚瑟的积极筹备相对应的，则是不少不列颠的政府官员的蔑视态度。

        在妓院里布局这一点，他没有同任何人打过商量。

        因为内务部的官员们都说，他们很难想象正在与妓女鬼混的军官，会突然说起榴弹炮的口径、速度。沉湎于床第之欢的外交官，岂会冷不丁的透露秘密协议的有关条款。

        或者说，正因为绅士们认为这是一项低效工作，所有人都不屑去做，大部分人依然坚持着君子应当互不交换私信，搞这些东西的最终结果无外乎遭到公众的唾弃，所以情报工作的重任才能落到像是亚瑟这样的约克猪倌手里。

        一如富歇在法兰西的发迹，又如目前正在外交部主管情报工作的施耐德先生，19世纪这些主管情报的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出身低贱，起点很低。

        作为对利物浦案的报复，亚瑟目前的最大心愿无外乎两个，他想要搞明白辉格党和托利党到底在唱什么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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