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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这份报告一递交议会，多半会被立马打回来。如果议会要求修改防治办法，我们不如参考一些法兰西人的做法。虽然法兰西标准相较于不列颠的传统做法依然是过于严厉了，但是总比俄国人的法子更容易让议会接受。”

        “来自大巴黎警察厅的文件？”查德威克从亚瑟手里接过那份厚重的小册子：“这东西你是从哪里搞来的？”

        亚瑟轻声笑了笑：“巴黎保安部的负责人——弗朗索瓦·维多克先生。去年他随塔列朗先生来了一趟伦敦，负责保护法国代表团在伦敦会议期间的人身安全。由于我们都是警察，所以我和维多克先生聊得很开心。自从那以后，我时不时就会同他互通信笺交流英法双方的警务经验。而你也知道的，由于霍乱在东欧的集中爆发，法国也和不列颠一样提前进入了预警状态。维多克先生在最近的通信中和我聊得最多的就是霍乱的事情。”

        查德威克听到这话，忙不迭的翻开了手中的文件。

        作为大法官厅里主要负责卫生医疗领域的秘书，他深刻明白中央卫生委员会这个成立不过两个月的临时组织在议会面前压根毫无权威可言。与其寄希望于议员们向专业意见屈服，不如提前做好第二预案。

        虽然英法两国总是经常互看不顺眼，但是在许多事务上却又是如同连体婴儿一般的存在。

        比如说往俄国派医生学习防治经验这一点上，在不列颠和法兰西几乎是同步发生的。

        而且相较于不列颠医学的缓慢发展，法兰西医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飞跃式的发展。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再加上这段时间法国的各个政权无一例外都是反教会的，所以法国医生既不缺尸体，也不必考虑解剖尸体存在的道德和法律风险。

        而且正因为法国在医学领域的领先地位，查德威克这位公共卫生领域的事务官也天然的相信这些来自巴黎的经验。

        19世纪的英国人都相信一点——法国人向来很会处理尸体，无论是挂在烤炉里的，还是躺在病床上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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