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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真正参加了这场宴会的年轻人早就坐实了罪名，并且已经在休特大尉的押送下前往高加索军团服役了。

        如果按照苏格兰场的办案流程，照理说，这案子理应画上句号了。

        但是，正如舒宾斯基上校先前预料的那样，莫斯科宪兵司令沃尔科夫一心要把这案子办成大规模团体事件，以便踩在这群年轻人的背上升官发财。

        由于现在已经不需要再找人去高加索了，所以亚瑟看在他为数不多的那点良心上，从舒宾斯基上校托关系借阅到了俄国的《警察条例》，那上面明文规定：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内，均有权获知被捕原因，否则应即释放。

        但奥加辽夫呢，根据赫尔岑所说：“他为这案子已经坐了好几个礼拜的监牢，然而，当他一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罪名，警察署长只会恶狠狠地回上一句：‘您犯了什么事您自己还不清楚吗？哪儿还要特地跑来问我！’”

        如果是在伦敦，这事情非常好解决，律师们非常喜欢接这种一眼就能打赢的案子。

        案情清晰，证据充分。

        因此，他们甚至用不着花大价钱请什么知名律师，只要请迪斯雷利先生吃顿饭，拜托他短暂重回律师老本行干一天就行了。

        但是，这里不是英国而是俄国。

        且不论两个国家分属于不同法系，俄国甚至没有律师这一职业，行使律师职责的是被称为‘起诉代表’的贵族和学者，或者干脆就是由检察官代为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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