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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姆斯盖特的外港石堤上，渔夫们把满筐的鲱鱼倒在木板上，叫卖声夹着浓烈的海腥味飘散开来，港口的装卸工正用绳索和滑车把一箱箱货物吊离甲板。

        亚瑟站在码头的尽头，注视着前方那艘刚刚靠岸的邮船。

        那是一艘白色船身、船艏涂着黑漆的邮轮，船舷上挂着“London”字样的牌板。

        船刚一停稳，舷梯便被水手们推到甲板边缘。

        先下来的是一群戴着高顶礼帽的商人和穿着浅色长裙的女士，不等他们发话，他们的行李便被港口的搬运工用独轮车推走。

        紧接着，亚瑟便发现了他要等的人。

        那是一个身材瘦削的青年，穿着深色长礼服外套，胸前的纽扣整齐得像量过一样。他戴着一顶略旧的高礼帽，左手提着一只黑色皮箱，右手不时抬起，挡在额前，像是正在适应从船舱走到阳光下的眩光。

        约翰·斯诺，伦敦大学校史上首位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皇家外科医学学会执业医师。

        亚瑟微微眯起眼睛，在心里把眼前的人与五年前的记忆对照。

        他在利物浦初见斯诺的时候，斯诺还只是个十八岁的毛头小子，一个不起眼的药剂师学徒，穿的外套是师傅不要的旧货，袖口泛着洗不掉的药渍，肩上斜挎着小皮袋，与他对话的时候，神情里总是流露出一股不适应与拘谨的感觉。那时候的斯诺只知道按照哈德斯卡尔的吩咐跑腿、研磨药粉、忙前忙后的伺候病人。

        而现如今，他的肩膀已经完全撑起一身剪裁合体的燕尾服，帽檐下的目光也不再闪躲，而是沉稳、直接，像是在衡量面前的一切。皮箱换成了医生出诊的专用药箱，行走间带着一种不急不缓的自持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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