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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的海风带着腥味，一阵一阵地拍打着治安官办公室的木窗。

        亚瑟半倚在窗边，指间的雪茄卷着一圈暗红的火星，淡灰色的烟雾缓缓散开。

        年过五旬的治安官坐在靠墙的大书桌后，他上身穿着一件海军蓝的单排扣燕尾服外套，纽扣是黄铜的，上面刻着肯特郡的红底白马纹章，深褐色灯芯绒马甲的内兜里还挂着怀表的表链。

        《肯特郡白马纹章》

        这是一位相当老派的地方治安官，他没有选择像城里的治安官那样套上流行的银白色假发，而是遵循传承百年的地方传统，戴着一顶宽檐毡帽。

        而他与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他还记得，那是1832年的春天，议会改革前夕，全国动荡不安之际，威灵顿公爵检阅全国治安官的仪式上。

        皮卡迪利广场上飘扬的米字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威灵顿公爵骑着他的爱马“哥本哈根”在近卫骑兵和苏格兰场骑警的簇拥下通过全国治安官列队组成的方阵。

        而当时那个落在威灵顿公爵右后方不远处，白手套、燕尾服、高礼帽、骑着漆黑色高头大马随行的正是这位意气风发的苏格兰场警方代表。

        他坐得端正，马缰握得极稳，目光也不向人群招呼，更不曾不向谁点头示意，只是冷静地扫过一排排肃立的面孔。

        当时老治安官听伦敦附近的同僚们说，这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苏格兰场助理警察总监亚瑟·黑斯廷斯先生，全苏格兰场、乃至于全国治安系统中最有前途的人物。与此同时，他也是在那场震惊全国的杀人盗尸案中指挥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个警备区协同侦办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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