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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巴黎警察与伦敦警察倒是没有太大区别。虽然两者的执法方式确实不同,但是对于案件的态度却殊途同归——真相如何没人关心,只要能够正常结案就好。
而在和奥地利的冯·克罗梅尔先生会面后,手头正紧并欠了一屁股债的克罗梅尔先生相当爽快的答应了亚瑟和施耐德的请求。
毕竟按照亚瑟和施耐德所说的那样,克罗梅尔既不用付出金钱,也不用付出经营银行的心力,他只需要向维也纳发送一份情报文件就能坐收数万法郎。
这对他来说,不仅没有任何风险,甚至还有可能对他的仕途大有帮助。
如果青年意大利如果真的对北意大利地区发动了远征行动,而总部设在美因茨的奥地利情报部门MIB又正好重视了他提交的那份报告,那么克罗梅尔先生在这次阻击意大利民族主义分子的行动当中自然要被记上大功。
而如果青年意大利发起了远征,而美因茨情报办公室却忽略了他的情报,那克罗梅尔对此就更喜闻乐见了。因为这绝对算得上是重大情报失误,必须要有人对此负责,最起码负责法兰西方向情报的负责人肯定得引咎辞职。
这样一来,克罗梅尔的仕途弄不好还会走得比第一种情况更好,因为他将会有一个立刻顶缺升职的机会。
在经过与亚瑟等人的促膝长谈后,身为奥地利情报官的克罗梅尔居然摇身一变成了青年意大利的铁杆支持者。
他现在比谁都渴望让青年意大利发起远征行动,而且他发自心底的替‘青年意大利’的同志们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保佑:美因茨的那帮老情报官僚千万不要发现巴黎发来的情报文件当中,还夹杂着这么一项重要的情报。
至于亚瑟这头,他与克罗梅尔的想法几乎是一样的。
他不想直截了当的告诉外交部:青年意大利即将发起远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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