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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眼下汹涌的霍乱疫情，已经让议员们感到不能对城市卫生置之不理。

        因为就算是议员齐聚的威斯敏斯特宫，每到夏天来临的时候，都能闻见从隔壁泰晤士河飘来的阵阵恶臭，以致于上下两院开会时不得不关上窗户。

        但从前由于这种计划实在是太花钱，议员们对于城市改造这种事依旧是举棋不定。但霍乱等多种流行病的到来，却让城市改造有了一个充分的理由。在这一点上，不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很容易达成共识。

        第二是迪斯雷利先生的某位热心朋友为他提供的某种秘密文书。

        或者说，是霍乱期间巴黎共和派与波拿巴派号召人民起义的宣传文件——《告人民书》。

        穷人并不是死于霍乱，而是死于饥饿！富人很少遇到威胁，因为他们逃跑了。不幸者拥有更少的劳动与面包，人们禁止死者的亲朋好友进入医院。

        为什么让胆小鬼、利己主义者携带生存资料，逃离边境，却让人民生活在巴黎？疾病肆虐人口稠密的街区，因为它们既肮脏，且人口拥挤。

        有人抛弃了疾病不会侵入的干净而宽敞的房屋，它们空荡荡的，医院却人满为患。穷人之悲惨与狭窄的居所在吞噬奄奄一息者。

        啊！让这些毫无用处的公馆接收除了臭气熏天的大街就无处居住的不幸者。啊！既然富有的主人抛弃了它们，那么就让人民去居住！

        当迪斯雷利在下院宣读这份文件时，下院一度陷入了长达半分钟的死寂。每一个人的鼻孔里都嗅见了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气息，每个人的眼睛都能看得出几分凝重与疑虑。

        而当迪斯雷利先生振臂一呼，说出那句他自认为可以流芳百世的名言时，下院掌声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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